听金开英讲述民国玉门油田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抗战初起

（一）服务大本营

我回到南京之后，政府成立大本营，下面分设六部，第一、二部属军方，第三部由翁文颢负责，第四部由吴鼎昌负责。第三部又分成几个组：电力组组长是恽震、机械组组长是杨继曾、化工组组长是林继庸（注：中研院近史所出版有“林继庸先生访问纪录”），我是化工组副组长，因此我有一个“同上校”的职衔。

这时政府已准备内迁，我奉命带领实业部（经济部之前身），包括地质调查所，先迁到汉口。从南京到汉口应该是坐船比较快，但是我们走铁路，先向北到徐州，再往西到郑州，然后再南下汉口，转了一个方形的大弯。到了汉口，我们没有正式的工作，只有各种临时的事情，相当忙碌。不久，因为大本营可能要迁到衡山，我奉第三部的命令担任先遣部队，到衡山驻扎。我的铺盖卷就这样沿路买，沿路丢，不知道换了多少次。

和我一起去衡山的是夏勤铎（这位先生后来在美国过世），我们住在衡山大庙里，无事可做，闲得不得了，刚好车子里还有一点油，我们就到广西桂林跑了一趟。在广西的时候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我们去一位朋友家闲谈，刚好马相伯先生住在他家，这位老先生当时已经九十多岁，眼睛也瞎了，他听到我们谈话，就问：“你们这里头有没有一个姓金的，”我说：“我姓金。”“金星垣是你的什么人，”“是先祖父。”我问他为什么晓得我姓金，他说：“你的声音和你祖父一模一样！”原来他在上海复旦大学的时候，先祖也在上海，彼此常常来往，想不到隔了这么久，他还记得声音。这位老先生很了不起，活了一百岁，民国二十八年死在安南谅山。

又过不久，大本营解散，我就回地质调查所（那时地质调查所已经搬到长沙），还是没有事情做。

（二）主持植物油提炼轻油厂（动力油料厂）

我在长沙的时候，汉口方面忽然来了一个电报要我去。到了汉口，翁文灏、王宠佑、吴承洛等人交给我一个任务：当时沿海港口都被日军封锁了，国外的汽油进不来，内陆的植物油出不去，四川的刘湘已经吵着要把桐树砍掉了，地质调查所研究植物油提炼轻油的宾果又在美国，所以他们要我赶快去四川收购桐油，设法从里面提炼出轻油来。于是我就奉派到四川，担任植物油提炼轻油厂的厂长。

当时国内进行植物油提炼轻油的工厂很多，譬如张光世和张明哲就分别在广西和贵州主持了一个类似的工厂，这类工厂都是由交通部或兵工署设立的。我主持的这个厂原先是民国二十五年资源委员会和地质调查所的合作计划之一，在南京曾做过试验，民国二十六年因为抗战爆发而停顿，二十七年三月资源委员会正式筹设植物油提炼轻油厂，派我做主任。这个厂成立后，因为资本不够，民国二十八年改由资源委员会与兵工署合办，双方各出百分之五十的资本，并于八月二十一日改称动力油料厂。因为工厂的产品完全供军需之用，那时兵工厂的厂长都有一个少将衔，所以我就从大本营时代的同上校升为同少将了！

我刚到四川的时候，因为人地生疏，言语不通，颇感困扰。有一天，在马路上碰到我的老同学王德郅和他的好朋友四川首富黄明安，黄家有两条轮船，航行于汉口和重庆之间，还有一个煤矿——天福煤矿。我在地质调查所曾分析过该处的煤矿，因此和黄明安有过书信往来。因为王德郅以及这件事情的关系，黄氏很热心的要我从工矿调整处的房子搬出来，住到他家去——他家眷已经搬到南岸去了——；不只如此，他还替我跑腿，找地盖工厂。他请他弟弟的岳父把位于重庆石门的一块地卖给我们，因此厂地的问题很顺利地解决了。

我们这个厂设了四个科：总务科（科长邹明）、业务科（科长孙毓骥）、工程科（科长叶树滋）和会计科（科长林强），从收油到炼油都由厂里负责。我们需要的机器也是自己造的，但是四川铁工的手艺不行，管阀不能精密，因此开工后不知道出了多少毛病，也失了不少次小火。后来有一个姓陈的造纸专家，告诉我工矿诃整处的库房里有一批很好的、制冰机用的开关，叫我们去要，有了这个东西以后，炼油工作就顺利了。

此外，因为人手不够，我就开班训练，请夏勤铎和现在美国的孙增爵——孙先生曾任AmericanCynamide公司研究部的负责人，现已退休——担任师资，像董世芬以及现在国侨公司的总经理詹绍启等人都是那个时候训练出来的。

原料方面不限于桐油，各种植物油（如菜油）都包括在内；产品则有汽油、煤油、柴油和剎车油。产量方面，我们有三个炉子，每个炉子可以放两千斤的油，但是因为收油不易，所以产量并不固定。技术上，我们不用触媒，而是加热后让它自行裂解（ThermalCracking），不同的是我们是用管式炉，其他各厂则是用蒸馏锅。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用化学品清除不要的化学成分，所以炼出来的油料两天之内就要用掉，放到第三天就会有部分凝结的现象。

记得当时有人问我：“什么油可以裂炼？”我就和他们开玩笑说：“什么油都可以裂炼，植物油可以，动物油也可以，除了酱油。”现在看来，用植物油来提炼轻油在经济上绝对划不来，但是当时汽油缺得不得了，植物油多得不得了，而且桐油因为外销无路而卖不掉，拿来炼油也是有个出路。此外，重庆的汽车还有用炭炉子的，也有一种渡船是用天然气做动力，所以，在燃料油奇缺的状况下，用植物油来提炼轻油还是值得的。

担任甘肃油矿局炼厂厂长

民国三十年，我奉派到甘肃油矿局担任炼厂厂长，动力油料厂的任务则交给当时任资源委员会工业处处长的徐名材。

关于玉门油矿，有些问题杨玉墦先生比较清楚，我特别请他来帮忙说明。（七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一次访问时，金先生邀请杨先生协助说明，以下问题或由金先生[简称“金”]主述，杨先生（简称“杨”]补充，或由杨先生主述，金先生补充。）

（一）玉门油矿的创始（杨先生主述）

玉门石油又名石腊水，汉、唐时就发现了，但当时不是油矿，只是“石油露头”，也有人称之为“油苗”。人们利用地底下冒出来的油做为照明、润滑、治疗皮肤病或战时火攻之用。民国二十六年，金城银行有意开采，并取得特许证件，聘请美国地质专家MarvinWeller会同中央地质谓查所孙健初（子干）前往观测后，认为有开采价值，惜因卢沟桥事变发生，暂时停止进行。（金：金城银行是顾维钧等人创立的，大老板是周作民。）

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因为中国自己不产油，全赖进口，而港口已陆续被日本人封锁，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就想开采甘肃地方的石油。根据孙健初初步调查的结果，只有玉门县赤金境内的石油河（原名赤金河）及干油泉附近比较有希望。所谓干油泉就是地底冒出的石油，经过若干年后干涸了，轻的油质都挥发掉之后，只剩下比较重的沥青（柏油）和石蜡之类的物质，因为沥青和土混在一起，故又称为“土沥青”。

民国二十七年七月间，资源委员会决定在酒泉成立“甘肃油矿筹备处”。油矿的位置在嘉峪关外的老君庙地区，地属玉门县境，但是离西方的玉门县还有一大段路，反倒是离嘉峪关内的酒泉比较方便一些——酒泉是西北重镇之一，来自兰州、西安和重庆的生活必需品都透过酒泉转运、我们购物、游玩也都到酒泉（从酒泉到老君南大约九十公里）——，所以就把办事处设在酒泉。

筹备处的主任是严爽（潆波），他当时奉派到美国奥克拉荷马大学（OklahomaUniversity）攻读石油采炼技术，职务暂由具有开发矿业经验的张心田先生代理，并先在西安成立一个临时办事处，以招募人才和采买物品。民国二十七年庭，严先生回国后才和孙健初等人一起到酒泉，正式成立甘肃油矿筹备处。

金：酒泉是个小城，只有两个城门。虽说是西北重镇，但当时已经很荒凉，一般建筑物都是土造的，在我印象中没有两层楼的房子。倒是嘉峪关的关帝庙造得非常讲究，建材很大，不知道是怎么运去的。

（二）机器的来源

1.打井的机器（杨先生主述）

当时油矿业稍微有点根基的地方是陕北——严爽之所以被派去西北，就是因为他以前曾在延长一带做过这类工作，在这个行业里算是有些经验的人——，于是就从那里调来两部冲击式的小钻机（即所谓的“顿钻”）。我在老君庙修理过这两部钻机的锅炉，记得它只有二十五匹马力，用蒸汽带动，只能打两百公尺深。后来又从湖南和江西调来两部德制两用式钻机，因为这两部机器是打core用的，虽然可打八百公尺深，但也好不到那里去。之后，又从四川油矿探勘处（成立于民国二十五年）调来两部德制旋转式钻机，顶多只能打三、四寸口径，因为井眼太小，根本不能打深井，也没有用。

金：core。是打探地质时，从深处取出来的石头样品，做地质研究之用。要探测地质一定要把地下深处的石头拿出来看，地面的可以用手去采，core则是要打井下去，在地底下取石头的样品。顿钻打井，用水冲出来的石块太细，不容易研究；旋钻取出来的石头呈大块型，称为core，作研究用较为方便。

杨：我再加补充说明：打core的机器一般用在建桥梁、筑水坝和盖大楼时采探地层的基础，了解里面的地质结构，矿业界探测其他的矿床（如煤、铁等）也用得相当多，但对打油井来讲，并不是真正合适的工具。

用凿井的方法取出地下资源，是我们的祖先发明的。早在三世纪蜀汉时代，中国人就用顿钻在四川凿井，当地打自流井、盐井、火井（出产现在所谓的天然气[瓦斯]），都是用这种机器。

金：古老的顿钻像跷跷板一样，利用杠杆原理，叫人站在一头，把另一头拉起来，人一下来，另一头就“砰”地落下去。

杨：井打得愈深，人要上得愈多，一起站上去，一起跳下来。但在老君庙的时候已经不用人工，而是用机器来带动。这种机器美国早期打油井也有人用，半世纪以前算是打油井的正统设备的一种，但一般配备比较简陋，轮子、架子等大都是木头做的，四川打盐井的绳子则是竹子做的，后来才改用钢丝绳。

以上是先说个大概，现在再分述：第一口井的井位定在老君庙旁，于二十八年三月用延长认来的顿钻开钻。老君庙名称的由来是：矿场下面的石油河（原名赤金河）原来出产沙金，酒泉、赤金、玉门附近的人都去淘金，淘金行业的祖师爷是老君（金：因为老君炼金），他们就建庙奉祀老君。这座庙小得很（金：恐怕没有这间屋子大——按：金先生办公室大约三公尺×四公尺——）。

很幸运地，第一号井就出油。这可以说是中华民国的国运好，也可以说是孙健初先生的井位选定得正确，大约在一百五、六十公尺的地方就出油了。因为是浅层油，没有压力，不会自己喷上来，属于抽油井，而不是自流井。但是在抗战“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口号下，只要有油，大家就觉得很宝贵。

确定有油之后再去找机器，又找来两部德国制的钻机。这两部机器都是煤矿用的，一部来自江西的高坑煤矿，另一部来自湖南的湘潭煤矿，虽然可以打得更深一点，但是顶多也只有八百公尺，所以经济部和资源委员会又设法从各地调配和订购机器。抗战时期，海陆运输极为困难，进口物资来得很慢，所以只能运用既有的机器继续开凿，又加凿了几口井。

今天在台湾打井，可以打到四、五千公尺深，当时则打到四百公尺就很吃力了。而且因为前后所用的机器不同，老君庙各井的油层深度亦不相同。一般来说，一百五十公尺上下的井是没有压力的浅层，地质人员称之为K层；四百至六百公尺的叫L层，L层油储量最丰，但地层压力甚高，因为当时没法控制油层压力，打到大油层就容易出毛病或着火，所以凿井过程中曾经出事的都是L层的油井，四号井就是一个例子。

四号井在山下的石油河边，炼油厂在东岸，四号井靠近西岸。这口井起初是用陕北的小机器打到大约两百公尺深，然后再用江西高坑调来的顿和旋转两用式钻机加深。一加深就出毛病了：打到四百公尺的L油层时，大量的原油和天然气从井里喷出来，引起一场大火，所有的机器都烧光了，镇机的钢架也被烧得像面条似的倒下来。像这种有压力的油井在中国还是第一次出现，严先生在陕北开凿的也都是低压或无压力的小井，没人有处理这种事情的经验。我记得这场大火发生于民国三十年四月，甘肃油矿局才刚正式成立一个多月，金先生已经到矿上了。烧掉了油井，也焚毁了机器，大家都觉得很没面子，打电报到重庆局里（甘肃油矿局局址设在重庆）报告。工作人员本来以为自己闯了大祸，没想到局里认为一切都是因为没有经验，虽然发生大火，但至少证明地底下的油源非常丰富，不只没有责备，还慰劳有加，老君庙也因此闻名全国，在国人心目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可谓因祸得福。

金：八号井闯的祸更大，超出乎大家的想象之外：民国三十年十月，八井大量喷油，压力之大无法挡住，十五公分厚的钢管被喷出来的原油和夹杂的油沙一冲，磨得只剩下五公分，力量之大令人难以想象，还好没有着火。因为八井在高坡，油往坡度低的地方流，流得满山满谷，我们赶紧顺着山势筑了好几个坝才拦住一部分，最后是井内地层自己崩塌，喷势才自然停止。所以这种五十年前的新机器今天看来也已经是老机器了。

德国制的钻机虽然好，但附属设备毕竟不够完善。一般油井开钻之时，一定要在井口装置防喷设备（现在是自动遥控的），那时我们根本谈不到这些，而且井口上只有一个大开关，喷出油和气的时候谁敢去关？！所以火灾之后又到美国去买防喷器等相关设备。在这之前（民国二十九年秋），也曾在美国订购大约十部钻机，但是抗战期间转口运输非常困难，民国三十年底，这批机器本拟由海防进口，但珍珠港事变发生后，日军加速对南洋进击，越南告急后，又临时转口仰光，拟经滇缅公路内运；后因日军攻打缅甸，乃再转口印度的加尔各答，经中印公路运送。几度仓皇辗转抢运，沿途遗失机件甚多，最后真正运到老君庙的，只能凑成两部。因为抗战，兵荒马乱之中，政府也无从追查其他机器的下落，根据我们判断，可能是在印度失散的。

金：部分机器的运输路线是：先到缅甸的仰光和印度的加尔各答，然后用飞机载运，越过喜马拉雅山的驼峰（Hump）——驼峰在印度和云南交界处。联勤总部的标帜是骆驼，就是因为它的工作是由驼运开始的——，送抵昆明。从昆明经重庆，再北运兰州，最后西行到达矿上。从驼峰经昆明到重庆的路上都是高山峻岭，不知多少公里。重庆到矿上的两千四百公里是用俄制的羊毛卡车搬运的，这种卡车常常会抛锚，所以我们讲好按照使用顺序装运：从底部依序往上装，后来因为机器没有全敷运到，不能按照计划进行，而招致很大的损失。

杨：部分机器是由中印公路运进来的，运抵内陆之后，依然是在各个地方转来转去，加上运输工具缺乏，完全无法掌握这批机器的运送时间和所在地。当时的卡车很小，一般都是两吨半——抗战末期才有五吨的卡车，在当时五吨的卡车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重型卡车，再重恐怕沿路桥梁都要压塌了——，所以笨重的大件机器要拆开才能运，到达矿场再重新组合。这件工作很不容易，因为有的机件在运送过程中散失了，最后只凑成两部到三部，真正可以用的是两部。

金：机器运输这件事郁仁长先生最清楚，因为当时就是派他到印度各地去追查这批机器的下落。总而言之，玉门油矿真正可用于打井的机器有三类：第一是老设备（顿钻），本来在延长，后来调一部分到甘肃；第二是调用打煤矿和四川油矿的机器；第三就是从美国买回来的新机器。

新机器到矿上之后，由美籍钻井技师Bush带领Field和Reinner两名司钻来帮助我们钻井，民国三十二年和三十三年，每年钻井六口。从民国二十八年起，到抗战胜利，一共开了三十至三十五口井，空井不多，但确实数字已经记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