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金开英讲述民国玉门油田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金开英，浙江吴兴人，清光绪二十八年生。

清华学校毕业后，留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皆习化工。归国后，任职地质调查所。抗战时，先主持植物油提炼轻厂，其后负责玉门油矿之炼油工作。日本投降后，先生奉命接管日人在东北及台湾所遗炼油设备。其后服务中国石油公司，台湾之石油工业，由先生一手创立。自公职退休后，仍致力于工程服务。

主持地质调查所燃料研究室

（一）地质调查所的组织和人才

地质调查所的设立是丁文江、翁文灏、章鸿钊等学者为了提升中国的地质研究而设立的，是政府体系的一部分，所长先后由丁文江先生和翁文灏先生担任。民国二十年我回国服务的时候，全所设有四个组和两个研究室，分别是：区域地质组、矿物岩石组、矿产资源组、古生物组，以及土壤研究室、燃料研究室。

地质学是中国最早发展、也是第一个扬名国际的自然科学，著名的学者很多，譬如前面提过的章鸿钊，他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的毕业生，人很聪明，也很有名气，曾经写过一本书——《石雅》，介绍各种石头的组织。丁文江先生和翁文灏先生则分别留学英国和比利时。在这几位先生的努力下，为中国的地质研究打下很好的基础，并培养出不少人才，如谢家荣、杨钟健、黄汲青、裴文中（发现周口店北京人）、周柱臣（古植物学家）、王竹泉、谭锡畴，以及现在还在台湾的毕庆昌、阮维周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学者，继续为中国的地质研究而努力。当年我在地质调查所的时候，毕庆昌和阮维周都还是实习生呢！

我研究化工的时候还不晓得地质研究的重要性，后来因为主持燃料研究室到了地质调查所，所做的各项工作得到地质学家的帮助非常大，可以说我的地质知识完全来自地质调查所。因为油、气的开发和地质学关系非常密切，所以到现在，中国石油公司拥有台湾最好、最多的地质人才。

（二）燃料研究的方向

当时燃料研究室有四个研究主题，第一是低温蒸馏（LowTemperatureCarbonization），也就是低温干馏，就是把煤干馏。分成轻重不同的油和焦炭，由萧之谦主持（此人已经过世）；第二是合成汽油（Fischer-Tropisch），将一氧化碳（CO）与氢（H）用触媒合成为汽油，由熊尚元主持（此人现在大连，我们还有通信）；第三是氢化石炭（HydrogenationofCoal），亦即氢化煤，由我主持。为什么称为“氢化”呢，因为煤和油都是碳氢化合物，只是二者的碳氢比重不同：油里面的含氢量大约是百分之十一，煤里面的氢则大约占百分之五，如果把煤里面的含氢量增加到百分之十一，煤就会变成油，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必须使用触媒，触媒是诀窍所在，也就是外国人所谓的“Know-how”。第四个研究主题则是把植物油提炼成轻油，由宾果（姓宾的都是湖南人）主持。所以会设这四个主题，是因为当时的地质调查认为中国煤多油少，油的来源要从这几方面着手。

（三）分析中国各地煤产及油产

我在燃料研究室做的第一件工作是把地质调查所在全国各地带回来的煤和油的样本加以分析，汇集成册，由地质调查出版。地质调查所的研究报告有英文的，但多半还是用中文发表，我这本书就是中文的，在台湾大学可能还找得到。

根据这个研究，我发现中国有两种很特别的煤炭，一种叫“蔚炭”，只产在河南、山西交界的蔚县，数量不多。从前中国人和日本人冬天都用一种手炉取暖，这种手炉的燃料现在是汽油，以前就是用蔚炭，点着以后只要有一点点空气，就可以烧七、八个钟头而不会熄灭。另一种是江西鄱阳县鄱乐煤矿出产的有烟煤。无烟煤的含氢量是百分之三，一般的煤也很少超过百分之五，但是鄙乐煤的含氢量高达百分之七，相当难得。

所以天然资源是老天爷安排好的，中国北方冬天很冷，一定要烧煤取暖，当地就产无烟煤；沙乌地阿拉伯这么穷苦，老天爷就给他们石油，使其靠油生存。再进一步说，煤炭本身也无所谓哪一种比较好，完全看人们的使用目的何在，譬如要做氢化油，自然以鄱乐煤炭最好；要做手炉用的燃料，则以蔚炭最好。但就一般煤矿的开采而言，重要的还是蕴藏量，蕴藏量大才有开采的价值，像台湾基隆的几个煤矿，煤层都不到一公尺，事实上都没有大量开采的价值。真正的大煤矿，挖进去以后都要用许多柱子支撑，这些柱子就是煤。我参观过英国威尔斯的煤矿，不只煤层厚，而且是用机器开采，还记得我躺在台车上进矿，台车发出“呜——”的声音，就这么出来了。中国的抚顺煤矿也相当特别，上面覆着一层油页岩，可以一边开采油页岩，一边开采煤，油页岩中含百分之五的油，石油提出后，其余百分之九十五的油渣正好用来回填矿洞，这样煤坑便不致于崩坍，相当便利。

（四）承办南京地质调查所构建工作

民国二十三年，地质调查所决定从北平搬到南京西城水晶台（民国二十五年正式迁移），所长翁文濒先生把新所的房舍建筑到内部布置完全交给我负责。新建筑的规模很大，中间有一大楼，楼下是办公室，楼上是很像样的陈列馆。燃料研究室在大楼东边，拥有两所房子，一所做普通办公及研究之用，另一所做比较大规模的试验使用。大楼西边有一栋两层楼的图书馆，图书馆南边有一栋宿舍，都是新建筑。

当时的研究风气很盛，地质调查所隔壁还有资源委员会设的电机和矿业两个研究所，里面的人员常常和我们互相往来。此外，兵工署在白水桥也设有一个研究所，主持人是李景潞，此人来台后当过经济部次长，现在在美国。那个时候的兵工署长是俞大维，俞大维调任交通部长以后，由杨继曾继任。

内部布置方面，我负责化学仪器的购买。买仪器很有技巧：我都是先和一家中国贸易行说好，厂商给他的扣头完全归我，我另外再付他佣金，买得越多扣头越多，像PyrexGlass（耐热玻璃）器材的把头可以高达百分之五十，这样为公家省了不少钱。当时德国仪器的销路比美国好，主要是因为德国货的种类多，质量好，而且德国人在中国设了一家兴华公司，汇总代理许多德国仪器，交易颇为方便。

（五）第一次出国考察

1.缘由

我在地质调查所的时候曾经两度出国考察，这两次出国都是外国人促成的。我后来之所以喜欢训练年轻人，和自己以前受过这种训练很有关系。

我第一次出国考察是民国二十三年八月。那一年国联派了一个名叫拉西曼（LudwikJ.Rajchman）的高级职员——后来才晓得这个人是共产党员——来华考察中国的科学技术，考察完毕，他建议我们政府派人到各国考察和学习。因为他到南京地质调查所的时候（我从民国二十三年起便在南京水晶台监工，房舍完成一部分之后便在该处先行办公）知道我主持了一个燃料研究室，所以他认为我也应该到各国去看看燃料研究的情形，我说我也很想去，但我们的政府没有指派我，要去的话，我必须自费。他说可由他去替我设法，由政府派我出去。我第一次出国考察的机会就是这么来的。

2.赴欧洲参观

这一次出国的目的地是欧洲，行程完全由拉西曼替我安排。当时的燃料以煤和油为主，煤有无烟煤、有烟煤、褐煤（BrownCoal）和泥碳（Peat）等好几种；油则有石油和油页岩，我参观的项目就在这个范围之内。行程如下：先到英国看威尔斯的煤矿和苏格兰的油页岩，再到德国看褐煤，然后到今天的爱沙尼亚（Estonia）看油页岩，最后到俄国看泥炭。

我在上海搭乘意大利籍的轮船“S.S.Gange号”出发，这条船现在大概已经淘汰了。那次航行沿途的风浪一直都很大，我又接连碰到外国人认为不吉利的“13”：我住的房间是“13”号，餐桌上套着餐巾的套子则有“31”的字样——一个是1，一个是3——，所以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风浪太大，多半的人都晕船，到餐厅吃饭的大约只有三个人，我是其中之一。为了避免滑落地上，餐桌上的餐具都用铁条隔开，但是人坐在椅子上还是免不了会连椅子一起滑动。这样过了好几天，好不容易才安全抵达意大利。

意大利本来不在我的行程之内，但是和我同船的有一批我国的空军人员，由毛邦初带队，要到意大利去受训，因为这些人的关系，我就先去参观意大利空军的储油和输油设备。

离开意大利之后，我直接到荷兰国联总部，先和国联的人联络，然后开始参观。先到威尔斯看煤矿，同时参观SaylorLaboratory，这是一个专门研究煤化石的研究室，当时很有名气，但我也是到了那里才知道他们的研究内容。紧接着我就到苏格兰看油页岩，那儿的油页岩是黑色的。

离开英国以后，我先到比利时，在比国碰见党国元老张继的女婿沈宜甲，他在那里念书。据他说：法国有一项发明，可以把海水变成石油。我们就坐火车到他说的那个海边去，但是那里没有人，我们看不出个所以然来。我在比国的时候，还到燃料学会用英文做了一场演讲，因为我法文讲不来，所以演讲时用的是英文。之后便到德国去看褐煤。

我在德国认识了好几个中国人，其中一个是嘉新水泥公司的齐熨，当时还在念书，他的太太是褚民谊的女儿褚仲嫣。此外，我也碰见朱德，他名义上是在念书，事实上是在同学会做油印的工作。此外，我还认识了来台以后的第一任公卖局长陈鹤声（现已过世），我们约好一起去俄国，他是自费，我则有考察的名义。

我到俄国是透过旅游团（Intourist）进去的，记得火车经过波罗的海旁边的但泽（Danzig，又名格但斯克）的时候，要把车门关上，过境以后才能打开。车子一直开到波兰才停下来，火车将停未停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从他的箱子里拿出各种物品，分别交给同车厢的旅客，要我们替他保管，我拿到一个丹麦制的香烟盒。想不到车子停稳之后，竟然有军队上来把他带走，所以我不劳而获，得到这么一个东西。我一直到爱沙尼亚才下车，去参观他们的油页岩，那里的油页岩是咖啡色的，和英国的完全不一样。

看过爱沙尼亚的油页岩之后，我又继续坐火车到俄国。这一段路程很辛苦：我的车票中只有这一段是三等票，本来我不以为意，上车之后才发现那是没有座位的铁篷车，而且那时已经十一月了，同车者都穿光板羊皮袄，整个车厢都是羊皮的味道，臭得不得了。我想改搭二等车，但是言语不通，没有交涉成功，还好旁边有人教我先到二等车去坐着，到时候再补票就行了，我就跟着他到二等车去。

到俄国的时候，陈兄也来了，我们住在很大的旅馆里，Intourist派人来和我们接头，并且陪我们参观。参观的时候有几件很有趣的事：我们参观了一个专门做滚珠轴承（ballbearing）——机器转盘里面都是钢珠——的工厂，这个工厂的人手不足，训练也很辛苦。乡下人进了工厂以后，因为知识不够，根本就没办法做事，甚至连敲钉子都要敦。教他们拿榔头敲钉子，他们怕敲到手，都不敢动手，负责训练的人只好拿一根比较粗的木棍，在棍子上打一个洞，把钉子插进去，叫他们拿着敲，敲一段以后，再把棍子缩短。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事情。

当时中国在俄国还设有大使馆，房子盖得相当漂亮，大使是颜惠庆。晚上我们和大使馆的人一起出去，看到满街满巷，到处都是年轻人，街道电车上也是如此。我就问向导：“不是说工厂人手不足吗？年轻人这么多，为什么不用他们呢？”向导说：“这些人都是贵族出身，以前很有钱，现在要罚他们吃苦，不应该让他们受教育。”这话很妙。

向导还带我们去看泥炭，他们的泥炭是用水开采的，用水的力量哗啦哗啦地把泥土冲掉，再把水沥干，就得到泥炭。

我们在列宁格勒的时候刚好碰上苏联国庆——那时是公历十一月，当俄国旧历十月——，庆典在一个运动场举行，我们也去参观，至少有一、两千人参加。后来我们又到莫斯科，因为想从罗马尼亚的方向出境，就先到基辅，到了基辅才发现苏联和罗马尼亚的边境已经封闭了，只好在基辅过夜。那个晚上没事做，大家去看了一场精采的马戏团表演。这一段路我们坐的是二等车，早上洗脸的时候，水倒是有，但脸盆都是漏的。第二天，我们依旧坐火车回莫斯科，再从莫斯科回国。

这是我第一次去欧洲考察，其实说考察还不够资格，主要还是学习，前后大约九个月的时间里，我得到了不少新知识。回到地质所之后，我又继续进行燃料方面的试验。

3.外交见闻

这次出国，除了吸收新知以外，也有不少外交界的见闻，和这些事情有关的人物现在都不在人世了，所以我可以讲给你们听听。

我到意大利的时候，我国驻意大利的公使是当过南京市长的刘文岛。我到公使馆按门铃的时候，出来应门的是一个意大利妇人，身上还戴着饭单（围裙），大概是厨房的女佣。驻外使节竟然用这么个人应门，你想想看，至少该把饭单拿掉，对不对？！我进去以后也没有人出来接待我，我只好自己设法，在一个房间里找到一个姓朱的中国人，这人是学农的，他请我坐下来谈话。我们正在谈的时候，刘文岛从楼上下来了，他和我握握手，寒喧了几句，不顾我们还在聊，就捧着一大堆书画上楼去了，走到楼梯一半的时候，又回过头来闷：“贵姓马吧！”公使的身分这样子！

我从苏联回来的时候，又经过波兰，这次我下车了。但是想不到要找个中国公使馆竟然那么费事！那时中国驻波兰的公使是张歆海，公使馆设在一栋公寓里，我到那里的时候已经下午三点多了，当地的十一月，三点多天就黑了，但是公使馆内连蜡烛都没有，只点着一盏煤油灯。我去的时候公使不在，我找到一个同乡，到他的住所，两个人黑漆漆地坐在那里谈话，这一谈谈出不少有趣的事。他说这里的公使省钱省得很厉害，我问他怎么个省法，他说：“每年我们国庆节的时候，他都叫我们不要去，由他自己去租一个旅馆的大厅，然后带个国旗就去了。第二天回来以后，从口袋里拿出一大堆名片——其实名片也是他自己带去的——，这样他就可以报帐。其实国庆节根本就没有人到，因为他也没发帖子，所以并没有真正办活动，可是他用这种办法就可以领到一笔钱。整个大使馆只有两、三个人，开销有限，省下来的都是他太太拿去了。”外交界这种事情真是不提也罢！

（六）第二次赴欧考察

我在地质调查的时候，国内的研究者普遍认为我国油产不足，便计划以煤炼油。当时德国和我国政府来往得很密切，曾经派了几个人，以“Hapro”公司的名义到中国来考察。因为我们对煤有兴趣，他们也很鼓励我们发展以煤炼油，并建议政府派人出国考察。资源委员会就决定派吴蕴初、徐名材（交大教授）、和谢树英（四川人，胡光麃的姐夫，三个人当中，只有他会讲德语）到欧洲去。但是谈这件事的时候，我和资源委员会的人都在旁边，有一个德国人就说：“金某某既然研究燃料，为什么不请他一起去呢？”又是外国人讲话，才使我有机会出国。

民国二十六年，我第二次到欧洲考察。当时正逢英王加冕，我国政府派哈哈孔（H．H．孔，即孔祥熙）为特使，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为秘书长，桂永清为军事顾问团随从，组团赴英祝贺。我们搭乘同一条轮船自上海出发，他们的目的地是英国，我们的目的地是德国。

我们到了德国的Leuna，负责接待我们的是德国人Dr.Peter，他带我们参观了几家德国最大的公司，其中I.G.公司是专门从事有关煤炼油的研究。德国的褐煤产量最大，是第一级的有烟煤，我们要做的话也可以用有烟煤，以鄱乐煤碛而言，含氢量已高达百分之七。因为我在地质调查所做过这方面的分析，所以我提了不少意见，大家讨论了很久，认为中国也可以走这一条路，德国人也表示愿意帮忙，我们就搜集了很多资料，准备回国供政府做决定。

考察完毕的时候，翁文灏先生到德国来和我们碰头，他说他要去一趟俄国，叫我在德国等他，再决定回国的行程。如此，另外三个人先回国以后，就剩我和张平群（翁的秘书，现在外交部工作）两个人在柏林成天等他回来。那段日子真是无聊透了，还好我三弟在德国念书，他出国的时候从家里带了一套《纲鉴易知录》，我们就拿几本到旅馆里，平常到公园——TierGarden——里租一条船，张平群在船头，我在船尾，一人拿一本《纲鉴易知录》，一边划船一边看书。

回国时，因为要在意大利的Brindisi上船，所以我前一天就到那边，住在旅馆里，想喝水的时候，发现没有一般的水，只有泉水，泉水好贵，侍者说：“床头上有红酒，为什么不打开看看呢？”就以此代水。

第二天我们上船，坐的还是意大利籍的轮船（CountVerdi号），上船又碰见桂永清。当我们还在德国的时候，国内已发生七七事变，将抵国门时，又逢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桂永清先生不愿从上海登陆，所以他在香港就下船，改搭火车，从广州进来。我想我虽然在政府机关工作，但毕竟是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还是从上海进来，进来的时候，黄浦江两岸正有砲火。

到上海以后，已没有办法回北平——我家还在北平，但是有一个叔叔在上海——，就从上海打电话到南京地质调查所，告诉他们我回来了，顺便问我应该到哪里去，他们叫我先回南京。那时往南京的火车已经不通了，于是就僱了一辆汽车，回到地质调查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