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石油大会战的点点滴滴

有了军队为基干的挖掘队，就有军队一样的思维方式。当时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装备和物资都缺。物质上的匮乏就只能用精神上的力量弥补。

大庆油田会战时，正赶上困难时期，生产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数万石油大军挺进东北松嫩平原，克服无路、无粮、无房和天灾。试想，如果是一家私人公司来到大庆，面对这些困难，撤资走人是最佳选择。

在整个会战期间，康世恩白天到工地指挥，每天乘车跑遍会战区的各个角落。晚上开会研究解决会战区的生产和生活问题，一直到深夜两三点。他还宣布：“哪怕天上下刀子，会战也不能撤！”

这不是搞工业，简直是在打仗！

不仅如此，为了大庆油田，石油工业部透支了有限的物质资源。如果这是公司行为，几乎无法想象。

1960年3月15日，离第一次筹备会议结束还不到两周，各单位到达大庆地区的职工已达1000多人，部队转业官兵已到11000多人，加上松辽局原有的5000余名职工，大庆油田已经集结了一万多人。运抵的设备、器材已有247个车皮，1万余吨。仅1960年，就共动用钢材、设备和其他材料16万吨，除国家分配、地方和兄弟部门支援的以外，石油系统1959年底的库存几乎用光了。全年共用投资近3亿元，除国家追加的以外，从全国石油厂矿动员支援会战的资金有1亿元。

最终，玩命换来了丰厚的回报——全年共钻探井91口，试油63口，基本查明了大庆长垣北部喇嘛甸子、萨尔图、杏树岗三个油田的地质情况。并在萨尔图油田开辟了60平方公里面积的生产试验区，打了219口注水井、生产井，原油日产水平逐月上升，全年共生产原油97万多吨，年底日产水平达到7000多吨。

直到今天，一些退休的“老会战”还会满怀深情地说：“假如让我们在丰衣足食的条件下开发大庆油田，那还有什么可说的！”那感觉就好像在回忆惨烈的上甘岭。

石油毕竟是生意

石油，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商品，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生意。1974年，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便通过垄断石油的结算与计价，控制国际石油市场的交易及国际货币市场的货币供求体系，确保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的价值锚定，维系美元的中心货币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对于石油的认识也开始发生转变。石油不再是物资，而是商品。商品就有市场，就有价格，就未必非自己生产。如果进口石油更划算，为什么要豁出命去挖石油？改革的春风带来了久违的“买卖经”。

1981年，国务院决定，石油工业实行1亿吨原油产量包干，由石油部承包，实施5年。当时“两伊战争”爆发，国际油价猛涨，每吨原油曾涨到260美元，而国内油价只有每吨100元人民币，相当于35.7美元。在国家对石油不增加投资的条件下，石油部“包干”年产一亿吨原油。国家允许在一亿吨以外，石油部增产和节约的石油全部由石油部自行出口，筹措的资金作为国家对石油投入的补充。至此，中国工业战线上的第一个行业包干方案正式出台。

1982年2月15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成立，隶属石油部。1983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将原来分属石油部、化工部、纺织部管理的39个石油化工企业划归总公司领导。总公司直属国务院。1988年6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撤销石油部，成立能源部（1993年3月撤销），作为石油工业的主管部门。1988年9月17日，经国务院批准，原石油部改组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直属国务院领导。同时，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分立，也直属国务院领导。

中国石油工业从激情走向理性，石油正在变成一门生意。（原载《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