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业化时代,一个国家的煤炭、石油产量是国家实力的硬指标。尤其是在内燃机时代,石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轴心国的石油产量仅为盟国的二十五分之一,才迫使日本人为了石油,偷袭珍珠港;逼得希特勒为了石油,孤注一掷,盼望拿下高加索的巴库油田救命。对于石油的重要性,朱德总司令有着相似的认识,他曾对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说:“石油重要啊!没有油,坦克、大炮,还不如个打狗棍。”
即使在和平时期,石油仍然是一个国家工业发展的基础性资源。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石油问题。说:“要搞建设,石油不可少。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啊!”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就遭遇西方国家的战略封锁。西方国家把石油禁运当做“窒息红色中国”的武器。当时,别说是发展工业化,就是基本的燃料问题都难以为继。这就意味着,新中国的石油工业必须不走寻常路,不能慢慢悠悠、按部就班地发展,而是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用最短的时间,取得最大的成绩。
1950年代,中国模仿苏联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计划经济体系。国家在垄断资源的同时,也包办了人民的“衣食住行”。按照社会需要,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各个部委建立起来。在“衣食住行”之外,“燃料”是急需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新的中央人民政府里出现了“燃料工业部”。燃料工业部到1955年撤销,设立煤炭工业部、石油工业部、化学工业部。
“走在街上矮三分”
由于缺乏石油,就连北京的公共汽车上,都不得不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煤气包。第二任石油部部长余秋里在回忆录中写道:有人在北京沙滩附近,看见王进喜蹲在马路边,一声不吭,愁眉苦脸,闷着头抽烟。就问他:“为什么愁眉苦脸的?”他说:“难受!”“啥事难受?”“你看嘛!”他指着街上背着煤气包的汽车说着,就流下了眼泪。当时,一顶“贫油国”的大帽子扣在中国头上。
为了加强石油战线的力量,1952年8月1日,毛泽东亲自签署命令,把人民解放军第19军57师改编为“石油工程第一师”。师长张复振、政委张文彬带来了7700多名解放军指战员。经过专业培训、学习和实践,这支部队成为了石油战线上的骨干力量。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寻找石油往往要行走在荒原戈壁,风霜万里,颠沛流离,兼之物质匮乏,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到1952年底,玉门油田原油产量达14.26万吨,成为新中国最大的油田。中国的石油工业总算有了点基础。
1953年底,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把地质学家李四光请到中南海。李四光根据数十年来对中国地质的研究,运用其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向中央领导人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说明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1954年12月国务院决定,从1955年起,除石油管理总局负责石油的勘探开发外,还由地质部、中国科学院分别承担石油资源的普查和科学研究工作。
1955年7月成立了石油工业部,全面加强石油工业的生产建设工作。当年10月29日,终于发现克拉玛依油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石油勘探史上的第一个突破,也是新中国开发建设的第一个较大的油田。
尽管如此,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中,唯一没有完成任务的就是石油工业。1957年,石油国产率只有38%,进口石油花去了1.34亿美元,占当年进口总额的7%。这令石油部的职工倍感压力,石油工人感觉:“走在大街上都觉得矮三分。”
向“老大哥”学挖油
纵观新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康世恩是个绕不过的角色,他早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学习,未修完学业就投身革命。解放前夕他是接收玉门油矿的军代表,介入石油行业比较早。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期时,几乎所有的部门都有苏联专家,石油工业部也不例外。1953年,时任石油部部长助理的康世恩率领苏联专家组到全国考察。在考察期间,康世恩抓紧一切机会学习,任何问题都要问个水落石出,做到有头有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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