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能源体系中俄罗斯的结构性权力

“结构性权力”理论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分析视角。苏珊斯特兰奇认为，“结构性权力”是“形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以及“构造国与国之间关系、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或国家与企业之间关系框架的权力”。它“不是存在于单一的结构中”，而是存在于生产、安全、金融、知识这“四个各不相同但互有联系的结构中”。显然，“在经济事务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的不是物质上的资源禀赋，而是结构与联系。”

世界能源体系中一国的结构性权力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面，即与产量和出口有关的生产结构、与管道运输有关的安全结构以及与定价机制有关的金融结构。首先，就生产结构而言，当生产国占据卖方垄断地位时，便具有了对消费国的结构性权力。相反，如果消费国能源自给率提高或具有替代性能源供给，生产国的结构性权力则相应减弱。其次，管道运输布局直接关系到能源博弈各参与国的权力分配，特别是当能源管道通过第三国运输时，过境国便会凭借能源过境运输的垄断地位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种寻租行为构成了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能源贸易的外部性。最后，石油的金融属性使得油价波动不仅受到市场供求因素影响，而且是世界主要石油期货市场上金融资本的博弈结果。一国对“石油—美元”体系下油价定价机制的挑战即意味着对美元霸权地位的挑战。

本文将从上述三个层面分别考察世界能源体系中俄罗斯的结构性权力，特别是分析美国“页岩气革命”和“乌克兰危机”等市场和地缘政治冲击下俄罗斯结构性权力的动态变化。目前，全球能源正处于从“石油时代”向多元化和低碳时代转型的重要阶段，考察传统油气出口国俄罗斯的结构性权力演变将有助于分析世界能源市场结构与权力格局的发展趋势。同时，考虑到当前俄罗斯对亚洲能源市场的转向及丝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战略对接，加强中俄能源合作对于中国扩展欧亚能源合作空间、提升自身在世界能源体系中的话语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俄罗斯在世界能源生产体系中的结构性权力

截至2014年，俄罗斯具有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储量和第6大石油储量，分别占世界天然气和石油总储量的17.4%和6.1%。就石油生产而言，由于水平钻井和水力压裂技术带来了页岩油革命，2014年，美国超过沙特成为世界最大石油生产国，俄罗斯则退居第三。2000至2014年间，俄罗斯石油产量占全球石油总产量的比重从9.02%升至12.7%。在出口方面，2000至2013年间，俄罗斯石油出口占全球石油总出口的比重从8%升至12.6%。

从出口地区结构看，欧洲和亚洲是俄罗斯石油出口的两大市场。2000至2013年间，俄罗斯对欧洲的石油出口占其石油总出口的比重从92.32%降至65.3%，其中，俄罗斯对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的石油出口占其石油总出口的比重分别从14.73%、12.81%和1.18%降至7.91%、8.98%和0.43%。在亚洲市场，2000至2013年间，俄罗斯对东北亚地区的石油出口占其石油总出口的比重从1.15%升至18.57%，其中，俄罗斯对中国、日本和韩国的石油出口占其石油总出口的比重分别从0.95%、0%和0.2%增至9.73%、4.83%和4%。

在天然气生产方面，俄罗斯长期占据着世界最大天然气生产国地位。然而，2009年后，“页岩气革命”的成功使得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而俄罗斯则退居为世界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国。2000至2014年间，俄罗斯天然气产量占全球天然气总产量的比重从22.07%降至16.7%，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在全球天然气总出口的比重也从24.8%降至20.3%。

在欧洲市场，2000至2013年间，俄罗斯对欧洲天然气出口占其天然气总出口的比重从57.45%升至65.7%，其中，俄罗斯对德国、意大利的天然气出口占其天然气总出口的比重分别保持在17%和10%左右，而同期对法国的出口比重则从5.81%降至3.75%。在东北亚市场，2009至2013年间，俄罗斯对东北亚的天然气出口占其天然气总出口的比重从3.94%增至6.46%，其中，俄罗斯对日本和韩国的出口比重分别从3.23%和0.71%增至5.32%和1.14%。而俄罗斯对中国出口的天然气最少，2010和2011年分别为0.24%和0.18%。

长期以来，俄罗斯在世界能源生产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它是全球第二大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最大天然气生产国和出口国。然而，由于美国页岩油气的冲击，俄罗斯目前已退居为世界第三大石油生产国和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国。在欧洲和亚洲能源生产体系中，俄罗斯对欧洲石油出口占其石油总出口的比重不断下降，但对东北亚石油出口的比重却大幅上升。这意味着俄罗斯石油出口市场多元化程度逐步增加。与石油不同，俄罗斯在欧洲天然气市场上占据卖方垄断地位，但在亚洲天然气市场，它仅是新兴出口国且主要集中于液化气出口。显然，俄罗斯目前天然气出口的多元化程度仍非常有限。尽管美国“页岩气革命”的供给冲击导致俄罗斯在世界能源生产体系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通过垄断欧洲天然气市场和加强油气出口市场多元化，俄罗斯仍在欧洲和亚洲能源生产体系中占据重要一席。

二俄罗斯在能源管道政治中的结构性权力

当石油和天然气通过管道运输时，油气管道政治便随之产生。在油气市场的垂直供应链条下，生产国、过境国与消费国为实现自身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展开博弈。欧洲、中亚—里海和亚洲是俄罗斯油气管道布局的三大地区。就市场角色而言，俄罗斯不仅是欧洲能源市场上的重要生产国，同时也是中亚—里海能源出口的关键过境国，以及向亚洲能源市场积极挺进的新兴出口国。这些在地区能源市场上的不同角色决定着俄罗斯在管道政治中结构性权力的多样性。

（一）俄罗斯在欧洲管道政治中的结构性权力

苏联解体导致俄罗斯与欧洲市场的地理分离。过境国的出现使得生产国与消费国的双边博弈演变为生产国、消费国与过境国的三边博弈。就生产国与消费国二者博弈而言，俄罗斯与欧盟的能源利益目标存在根本性冲突。前者作为生产国，竭力维持自己在欧洲市场的垄断地位，而后者作为消费方则寻求能源供给多元化。为了加强对消费国的结构性权力，俄罗斯利用能源领域的国有化来提升国有大型能源集团在世界能源体系中的地位；同时，通过引发消费国或地区对能源供给的竞争来增强自身地缘政治影响力。

在生产国与过境国博弈方面，乌克兰竭力将油气过境作为能源权力，与俄罗斯争夺“管道租金”，而后者则通过过境国和管线多元化减弱对前者的过境依赖，同时采取经由海洋而非邻国的输送方式，提升自身在管道运输中的议价能力。在石油管道方面，为了绕过经由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友谊管线”，俄罗斯扩大了向北欧市场直接出口的“波罗的海石油管线系统”。在天然气管道方面，俄罗斯已完成了“亚马尔—欧洲”管道项目，并积极实施“北溪”管道项目和“南溪”管道项目。

“页岩气革命”和“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在欧洲市场上的传统能源权力造成了巨大冲击。非常规油气的发展为寻求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的欧洲带来更多选择。美国原油出口解禁后首批低硫轻质页岩原油于2016年1月被运往欧洲，而来自北美、中东和北非的液化气也将逐步替代俄罗斯管道气。因此，欧洲将在能源对外依存度上升的情况下相对降低对俄罗斯的进口依赖。毋庸置疑，随着欧洲能源市场上的主导方从卖方转向买方，俄欧博弈能力将出现此消彼长。同时，由于“乌克兰危机”后乌克兰正式与欧盟签订《乌欧联系国协定》，欧盟与乌克兰之间产生了更紧密的政治经济联系。这意味着欧盟在对俄能源关系上将获得更大的议价权力，而俄罗斯的传统能源武器效力必将因之减弱。

（二）中亚—里海管道政治多元博弈下俄罗斯的结构性权力

中亚—里海丰富的油气储备和独特的地理特点决定了争夺管道运输权成为重塑该地区地缘政治的战略工具。中亚和里海一直被俄罗斯视为向欧洲出口能源的重要来源地。长期以来，俄罗斯竭力阻止该地区能源出口通道多元化，通过垄断油气过境影响该地区国家的政治定位，维护自己的传统地缘政治影响力。在石油管道方面，俄罗斯已通过西向的“里海管道财团”所属的“田吉兹—新罗西斯克管道”、北向的“阿特劳—萨马拉管道”以及东向的阿塔苏—阿拉山口管道控制了哈萨克斯坦石油的外运和销售。在天然气管道方面，俄罗斯延续使用苏联时期的“中亚—中央输气管道”及“布哈拉—乌拉尔输气管道”，并继续成为中亚天然气出口国的主要过境国。

为了打破俄罗斯对中亚—里海能源出口的过境垄断，美国和欧盟积极支持铺设绕开俄罗斯、直通欧洲的油气管道。由美国主导的“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输油管道的开通，率先打破了俄罗斯垄断里海石油出口的局面。而与此平行的南高加索输气管道——“巴库—第比利斯—埃尔祖鲁姆”天然气管道的建成则再次挑战了俄罗斯在里海输气格局中的传统霸权。与此同时，欧盟也竭力推进建设穿越里海的“纳布科天然气管道”、“跨亚得里亚海天然气管道”和“跨安纳托利亚管道”等项目。2013年6月，以英国石油公司为首的沙赫德尼兹财团选择“跨亚得里亚海天然气管道”作为沙赫德尼兹气田项目二期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运输管道。这实际上宣告了“纳布科天然气管道”的流产。但“跨安纳托利亚管道”项目和“跨亚得里亚海管道”项目仍分别于2014年和2015年启动建设。

毋庸置疑，油气管道路线的选择对于中亚—里海管道政治的大国权力结构具有重要影响。而该地区管道出口的多元化进程无疑意味着俄罗斯的传统结构性权力将被逐渐侵蚀。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与欧盟对中亚—里海管道路线的争夺愈发激烈。为了加速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进程，欧盟迫切需要打通“南部走廊”，而增加绕开乌克兰的油气供给则成为俄罗斯为推进管道建设而考虑的核心内容。同时，中亚—里海国家寻求东向能源出口市场的需求与中国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的目标相契合。随着“中国—哈萨克斯坦石油管道”和“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相继投入运营，中亚—里海管道博弈的重心开始向东扩展。对俄罗斯而言，中国对中亚油气管道的介入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这对俄罗斯在该地区的主导性进口国地位构成挑战，同时也导致俄罗斯油气在中国市场面临更激烈的供给竞争；另一方面，中亚国家对中国的管道出口“锁定”了其对欧盟“南部走廊”的供给量，由此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俄罗斯捍卫中亚天然气西向出口的过境主导权及在欧洲市场的出口份额。

（三）俄罗斯在亚洲能源市场上的结构性权力

相对欧洲和中亚—里海地区而言，俄罗斯在亚洲能源市场上扮演着新兴出口国角色。受“页岩气革命”和“乌克兰危机”的双重冲击，俄罗斯开始积极推进能源东向战略，进而实现出口市场的地缘最优平衡。作为东北亚地区唯一的油气出口国，俄罗斯在亚洲市场上的结构性权力来自利用进口国间的相互竞争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同时依托油气管道布局提升其在亚洲的地缘政治地位。

就石油管道而言，在中国和日本就“安大线”与“安纳线”展开激烈争夺时，俄罗斯于2004年提出第三方案“泰纳线”。该方案将输油管道的起点和终点分别定在伊尔库茨克州的泰舍特和太平洋沿岸的纳霍德卡。“泰纳线”对“安大线”和“安纳线”的折中本质上是对日本“安纳线”建设方案的认可和支持，但在中日关于管线建设次序的争夺中，俄罗斯决定先行建设泰舍特—斯科沃罗季诺一期工程及斯科沃罗季诺—大庆的中国支线。“东西伯利亚—太平洋输油管线”最终成为俄罗斯石油东向出口的重要依托。由于同时控制管道的出入口，该管线的贯通助推了俄罗斯对日本、朝鲜半岛及其他亚太国家的石油外交。

在天然气管道方面，俄罗斯对东北亚天然气出口将着重依赖雅库特恰扬金斯基经哈巴罗夫斯克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天然气管线（“西伯利亚力量”）和阿尔泰管线（“西伯利亚力量-2”）。2014年，中俄相继签署《东线供气购销合同》和《西线天然气供气协议》，历时二十年的中俄天然气“马拉松谈判”取得实质性突破。围绕中俄西线天然气管道的过境国地位，蒙古国与哈萨克斯坦展开竞争，并提出经该国铺设管道具有“安全、路程短和草原条件”等优势。在跨朝鲜半岛天然气管道方面，尽管俄韩于2011年达成了从海参崴经朝鲜至韩国的管道天然气项目路线图，但来自潜在过境国朝鲜方面的政治风险直接影响到该项目的实现可能。就俄日合作而言，2011年福岛核泄漏事件后，天然气被日本认为是替代核能、克服能源危机的最可行方式。2012年，日本同意与“俄气”就天然气管道项目展开共同研究。对日本而言，俄罗斯是稳定的油气供给国，而提升对俄能源关系将相对降低对中东的进口依赖并提升自身能源安全。

由于亚洲能源市场的融合程度远远滞后于欧洲和北美，俄罗斯便具有了利用进口国之争寻求利益最大化的契机。俄罗斯对东北亚的石油出口与东北亚国家降低对中东石油进口依赖的迫切需求相吻合。根据2009年正式批准的《2030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俄罗斯计划在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建立一套完整的石油和天然气提炼、运输和供给体系。俄罗斯促进统一天然气管道系统的努力将有助于其成为连接东北亚天然气市场的地区内纽带。然而，俄罗斯的能源出口多元化政策将难免受到东北亚地缘政治局势的影响，其中包括朝鲜半岛局势走向及美日、美韩同盟关系等因素。特别是“页岩气革命”后，美国已分别取代沙特和俄罗斯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这一因素的掣肘必将导致东北亚能源市场的利益博弈更趋复杂化。

三俄罗斯在国际能源定价机制博弈中的结构性权力

能源出口通常是一国经济崛起和本币国际化的助推器。作为世界能源市场上的油气生产大国，俄罗斯具有强烈意愿谋求与自身油气生产和出口实力相匹配的能源定价权。俄罗斯推出“石油卢布”计划和“天然气欧佩克”设想的根本目的是借助油气出口之力推动卢布成为能源交易的结算货币，进而启动卢布国际化进程。然而，由于本国经济对世界能源市场的脆弱性依赖以及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结构性权力缺失，俄罗斯撬动现行国际能源定价体系的努力严重受挫。

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国际石油定价机制经历了从西方跨国公司寡头垄断到石油输出国组织合谋定价，再到与石油期货和现货市场价格挂钩定价模式的演变过程。目前，美国、欧佩克和非欧佩克石油输出国、世界主要石油期货市场是国际石油定价权的主要拥有者。具体来看，在“石油—美元”体系下，美国通过调整国内货币政策影响作为石油交易媒介的美元币值，进而达到控制国际油价的目的。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伦敦洲际期货交易所利用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WTI）和北海布伦特原油（Brent）的期货价格影响全球石油现货价格。由于全球能源市场供求基本面因素变化，欧佩克通过减产推高油价的市场影响力正在减弱。

俄罗斯对现行国际石油交易规则的挑战主要包括石油定价权及美元的结算货币地位。就石油基准价而言，在欧洲市场上，俄罗斯乌拉尔原油主要挂靠北海布伦特原油计价。2011年后，北海布伦特原油价格反超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的历史性逆转为俄罗斯石油出口带来巨大收益。在亚洲市场上，“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开通后，作为远东输油管道的唯一油源，俄罗斯力推俄罗斯混合原油成为亚太地区的基准原油，但俄罗斯混合原油最终与新加坡交易所推出的迪拜原油挂钩。

在结算货币方面，俄罗斯积极推进以卢布取代美元作为本国石油出口的结算货币，力求打造“石油卢布”。2006年，普京在国情咨文中提出建立用卢布结算的石油交易所。俄罗斯石油交易所随即于2007年在圣彼得堡正式成立。2008年，俄罗斯经济发展与贸易部同圣彼得堡交易所筹划并正式推出了石油交易平台。该平台的正式开盘意味着俄罗斯成功取得国内成品油的定价权。同年，俄罗斯又建立了圣彼得堡国际商品原料交易所（СПБМТСБ）。俄罗斯“石油卢布”的长远计划是，首先推进独联体内石油贸易的卢布结算，然后扩展到与亚洲和欧洲的石油交易，同时争取伊朗、阿尔及利亚、委内瑞拉、墨西哥等产油国组成以卢布为结算货币的石油联盟，最终形成以卢布为基础的“新欧佩克”。

与石油不同，由于全球天然气市场不存在统一的定价机制，各地区因市场成熟程度和供求结构差异实行不同的定价方式。俄罗斯对欧洲大陆的天然气贸易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定价权，具体表现为基于石油价格指数的长期天然气合约和“照付不议”条款。在独联体内部的天然气贸易中，俄罗斯则根据对俄关系的亲疏程度实行相应价格补贴。同时，通过与中亚和北非国家的地区或双边协议，通过与伊朗和卡塔尔等重要天然气生产国之间的和解与合作，俄罗斯力求扩大自己在全球天然气市场上的主导权。特别是，俄罗斯还努力构建由自己主导的国际能源组织，即试图依托“天然气出口国家论坛”（GECF）来筹建“天然气欧佩克”（Gas OPEC），并由此确定天然气生产和出口配额及价格机制。

然而，受限于金融实力和经济地位，俄罗斯仍是全球能源定价机制中的价格接受者和“石油—美元”体系下的规则接受者。究其原因，作为能源生产国，俄罗斯在油气定价权中的结构性权力与其在生产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全球能源供求格局变化密不可分。俄罗斯与欧佩克之间的竞争关系决定了其无法与欧佩克就石油产量结成联盟，因此便难以在“限产保价”战略上形成合作。而“页岩气革命”后非常规油气的迅速发展导致俄罗斯与美国在世界能源生产体系中的力量出现消长。未来美国液化气出口对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的下行压力，将进一步恶化俄罗斯对欧天然气贸易条件，使欧洲市场的油气挂钩机制加速转向竞争性定价机制。美国“页岩气革命”对常规天然气生产国的巨大冲击，实际上也宣告了俄罗斯建立“天然气欧佩克”蓝图的破灭。

作为资源依赖型国家，俄罗斯挑战现有能源定价体系的能力与国际市场油价水平直接相关。这种对世界能源市场的脆弱性依赖意味着俄罗斯推进卢布国际化进程存在诸多的外部不确定性。相对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霸主地位而言，卢布并非国际交易、结算和储备货币。作为卢布国际化战略第一步，卢布从2006年7月1日开始正式成为可自由兑换货币。此后，俄罗斯大力推动双边贸易的本币结算、特别是能源贸易的卢布结算，力图使卢布成为地区储备货币。但2014年油价下跌与“乌克兰危机”后西方经济制裁的不断升级，导致卢布急剧贬值及俄罗斯外汇储备大幅缩水。卢布的颓势表现无疑意味着卢布距离国际交易货币的梦想渐行渐远。而油价暴跌和西方制裁引发的中长期衰退，客观上中断了俄罗斯对世界能源定价体系及交易规则的挑战。

结语

从世界能源体系的生产、安全和金融结构上看，俄罗斯的结构性权力具有明显的不均衡性。尽管在生产体系和管道政治中占据重要地位，俄罗斯始终是全球能源定价机制中的价格接受者和“石油—美元”体系下的规则接受者。“页岩气革命”后非常规油气的迅猛发展引发了全球能源市场的深刻变革，这极大地削弱了传统油气出口国俄罗斯的市场地位。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中亚—里海的生产体系或管道政治博弈中，俄罗斯的结构性权力均遭到不同程度的削弱。东北亚成为俄罗斯管道政治权力的唯一增量区域。以能源为纽带加强与该地区进口国的合作，无疑是俄罗斯走出欧洲地缘政治困境的重要出路。

就中俄能源合作而言，目前俄罗斯扩大对华能源合作的需求远远大于中国对俄罗斯的进口依赖。“页岩气革命”和“乌克兰危机”两大市场和地缘政治冲击，促使俄罗斯加速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这直接使得历时二十年的中俄天然气谈判于2014年取得突破。随着2015年5月欧亚经济联盟与丝路经济带正式启动战略对接，俄罗斯越发意识到对接丝路经济带不仅有助于缓解自身在欧洲面临的地缘政治压力，而且将提升欧亚经济联盟对成员国的吸引力，由此抵制欧美在其传统势力范围中亚和里海的强势扩张。

目前，东北方向的中俄油气管道、西北方向的中哈油气管道和中亚天然气管道、西南方向的中缅油气管道以及海上液化天然气管道共同构成中国能源进口格局。随着中国能源进口增加及中俄能源合作深化，俄罗斯在中国多元能源供应体系中的地位将不断上升。而中亚地区则是丝路经济带的必经之地，同时也是俄罗斯实施对外能源战略最重要的优先方向之一。考虑到当前俄罗斯对亚洲能源市场的转向及丝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战略对接，加强中俄能源合作对于中国扩展欧亚能源合作空间、提升自身在世界能源体系中的话语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